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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bstillalive是一家以提供游戏解说视频为主的YouTube频道,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便迅速走红,拥有了大量的忠实粉丝。然而,近期有人对该频道的画面内容提出了侵犯的指责,称其涉及违法行为。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这一争议,并分析一些人们可能会有的误解。拿着自己今年的一份提案,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毕井泉给记者讲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:2023年,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提高到66.2%,按户籍人口计算则是47%,二者相差19个百分点。
过去一年,曾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的毕井泉,为这19%的人群做了不少“市场调研”。他按照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部署,带领调研组开展了“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的专题调研。
3月5日开始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,“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摆在突出位置”,包括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,完善“人地钱”挂钩政策,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,推动未落户常住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。
3月6日,国家发改委主任郑栅洁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,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,目前仍有1.7亿进城农民工和随迁家属尚未在城镇落户,有序推进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。
毕井泉建议,以住房保障为核心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。“现在我们一方面房地产过剩,另一方面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没有住房。”他指出。
他的一条具体建议是——把有稳定工作的已婚农民工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。他说,房屋总价超过普通农民工家庭年收入10倍的少数特大城市,要把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的从事家政、餐饮、环卫、外卖服务等的农业转移人口,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。此外,增加公租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,比如,可以收购烂尾楼或空置的商业楼盘,改造为保障性住房。
毕井泉说:“有房子住,把老婆孩子接来,像个家了,才留得住人。”
“农民进了城以后,他待得住、生活得下去才行。”另一位参与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、原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。
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家统计局原局长宁吉喆也参加了这一主题的调研。3月5日,在政协经济界别小组会上,宁吉喆谈到了那次调研。他认为,这次调查研究得比较深入,聚焦了现实问题。
“为国履职,为民尽责。”他们最终形成的《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调研报告》。
建议300万人口以上城市放宽落户限制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陈力记得,在去年一次历时4天的调研中,毕井泉反复在讲的就是“安居乐业”。
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课题,陈力参加了两次调研。他对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说,“这个题目太重要了。”
委员们走访了重庆8个区、河南3个市13个区县,看了39家单位,包括职业培训学校、公租房社区、企业和政务大厅,还与地方政府、农民工代表开了好几次座谈会。
在郑州一处水库施工现场,毕井泉就地和农民工聊工资、住房、子女就学、职业培训,他最关心这个群体在城市里的“安居”问题。
在中国移动洛阳呼叫中心,陈力也和他的“小同事”聊了起来。他注意到,“那个年轻人虽然没落户,但生活在城市里,归属感很强”。洛阳呼叫中心的很多员工来自农村,但远程服务拥有2500多万人口的上海。
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,不光是指农民离开农村和农业生产,到城镇生活居住的过程,更重要的意义在于,要让他们在社会身份、权利、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和城镇居民等同化。这句话出现在重要的官方文件里—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,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,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;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,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。
近年来,不同的力量在拉动着这条水平线。比如,户籍制度持续发力,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,基本取消了落户限制。
对此,毕井泉今年在提案中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“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限制”。他认为,300万以下人口城市放开落户的规定,要继续落实好。与此同时,300万以上人口大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限制,也要放宽。如果以50平方米住房来计算,城市房屋总价不高于当地农民工家庭年收入8-10倍的城市,都可以放开落户限制,允许购买房屋的农业转移人口就地落户。
理解“19%”,要实事求是
陈力觉得,理解那“19%”,要看具体情况,这是他在调研中的一个感受。
在重庆和河南一些地区,他了解到,当地的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“本地人”,从乡村流动到市区或省会城市,离家不远。有些人主观上希望保留农村户口,享受的公共服务也与市民没有显著差别,他们的落户需求不高。
但在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些特大型城市,情况就不太一样了。
陈力也给记者讲了一道算术题:上海2500万常住人口,有户口的不到一半,另外1000多万人,来自全国各地。待久了,很多人更想留下来,没有户口,买车买房,小孩上学,确实会遇到麻烦。
在他看来,一个人,无论是不是农业人口,年轻时来到一座城市,想融入这座城市,把家建在这里,找到归属感,“经历着一样的故事”。他也认为,要解决好那“19%”的问题。
陈振就在这个数字里面。他属龙,今年36岁,出生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一个村庄。2006年,他刚成年,就到北京工作,当过保安,做过房产销售,如今是一名快递员。
这些年他结了婚,有了娃,妻子是同事,孩子在老家,父母仍在务农。
在北京生活16年之后,陈振说,“我没感觉到我不是这里的人”。他经历了这座城市的扩大,感受过奥运会的欢腾。他适应这里的季节,熟悉大街小巷,还拥有很多朋友。去医院看病他也没觉得麻烦,因为“有社保”。
他从不想离开北京,但又不得不想,买不起房子,老了怎么办?他和一起出来打工的弟弟都在老家的县城买了房,“是条退路”。
这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人口转移的故事。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,毕井泉曾发言谈过陈振这一群体遇到的问题:人口在千万以上、房价过高的特大城市,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问题突出。
在去年的调研中,毕井泉了解到,春节过后一些农村地区离婚率较高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,进城务工、长时间分居的夫妻过年时才返乡重聚,容易爆发矛盾。他还非常留意关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新闻,关注他们的成长,希望推动“孩子到父母身边去生活”。
“我们得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事情。”毕井泉说,“也要从社会的层面去考虑。”
陈力也建议,适当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,精简落户积分项目,提升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全覆盖——这个“全”,是要把那“19%”覆盖到,包括让随迁子女平等接受教育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、保障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险,以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城镇常住人口纳入住房保障政策范围。
“转移”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,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
去重庆调研时,陈力和外卖员、快递小哥、网约车司机都座谈过,他觉得“这种职业的可替代性比较高,流动性大”,归属感比较低。而在一家模具厂,他发现,由于企业对工人的技术能力要求很高,产品有竞争力、有市场,农村户口的工人流动性不大,很多人彼此相处多年,对企业和城市的归属感都很强。
这个发现促使他思考,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,除了社会保障逐步跟上,国家还应该从产业布局层面有所考虑。有了政策的正向激励,为农业转移人口稳定性付出的成本就会低一些。
“我们有制度优势,不光靠市场因素,还可以由政府对年轻人进行引导,让他(们)在达到工作年龄之前,有目标地进行学习储备。”陈力说。“咱们给小孩选工作,除了兴趣爱好,还要考虑国家的长远布局。”
毕井泉也指出,需要大力发展制造业,鼓励发明创新,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多在城市就业的机会。
大量的“农业转移人口”,一直在“服务”着国家的布局。有人说,1979年的蛇口工业园,是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打下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根“地桩”。
在毕井泉看来,这些城市的建设者老去了,很多已退不回曾经的家乡。他们的第二代、第三代有些就在城市里长大,不能让他们因为“出身”的问题,觉得这座城市“不属于我”。
“其实,我们的城市发展离不开他们。”毕井泉对记者说。
陈力指出,除了与本地人共同建设城市,农业转移人口的到来也拉动了城市住房、教育、养老、医疗和休闲娱乐方面的需求,拉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,通过新的消费与投资释放出更大的内需潜力,使城市更加繁荣。
2022年,上海暴发新冠疫情期间,快递员陈振曾去“支援”。当他把生活必需品一件件送到人们手里时,“特别有成就感”。上海一解封,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北京,“赶紧回家”。
到2025年,还将有大量农业人口转移到城镇。陈力说,他们的市民化,不是户籍的简单迁移,也不是人口的自然流动,需要有一套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,支撑这个群体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场景的转换。
与此同时,随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步伐,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。当被问到要不要接父母来北京时,陈振笑了。他说,老家村子如今挺好,建得漂漂亮亮,啥都有,看病也方便。他邀请过,可老人不乐意来,觉得“还是家里舒服”。但他更希望留在自己奋斗着的北京,对他而言,这座城市除了“能挣点钱”以外,更具有“家”的意义。
不仅仅是调研,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问题
尽管过去了大半年,陈力对调研中的一些片段还印象深刻。
他记得走进重庆的一处安居房社区,惊叹于它的庞大。还有一次,他和一位民营企业家交流,因为所在行业不同,对方聊到企业的季节性、用工规律等,令他觉得“丰富了我的想法”。一位来自住建部门的政协委员,是房地产专家,说起全国的安居房,哪里做得好,哪里推得早,好像“心里有本账”,非常清楚。
陈力说,调研是政协委员们深入社会、互相沟通的机会;同时,因为这是全国政协组织的课题,“能让我提高政治站位看问题”。
他表示,当前中国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,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,还存在不少问题,有些无法“一蹴而就”。比如户籍转移限制、市民化公共成本高、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利均等化进展缓慢等。
“我们不能仅仅是调研,更重要的是努力研究如何解决问题。”毕井泉说。
作为曾经的“政府官员”、如今的“政协委员”,毕井泉履职往往会同时考虑两个角度。政府部门在第一线,思考的是“是否具备条件做”;政协委员则更多从专业出发,思考“应该如何做”。在他看来,政协委员提建议要更有建设性、可行性,能提到“关键点”上。
他习惯在说“农民工”时加上“兄弟”二字。当年恢复高考,他考入北大经济系前,曾在家乡劳动,对土地很有感情。
2020年,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明确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可依法由城镇户籍子女继承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,要不要保留农村的宅基地?当被问到这个问题,毕井泉的建议是:“全凭自愿!让农民工有个选择。”
本报北京3月6日电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秦珍子 来源:中国青年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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